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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编辑应有的文史修养

◎金文明

一个职业编辑,要在这一岗位上有些作为,就必须增强自身的文史修养。以我自己为例。我是《辞海》、《汉语大辞典》等书的编委,主要从事辞典的编撰和审读。我也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有时候写一些杂文。曾花8年时间,主编《中华古汉语字典》。这是较有影响的一部书,印行了两万册。我唯一一部学术著作是《金石录校证》,对宋代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的《金石录》,以十多万字的篇幅给它作校证。有位学者评论这是现在最完善的一部对《金石录》校证的书。在做校证之初,没有宋版,只用了清代的雅雨堂刻本,而且当时已是最好的版本。但它毕竟不是宋代刻本。北京图书馆有一部宋刻本,一直无缘翻阅。《金石录校证》出版后,那部馆藏的宋版才影印面世。所以我去年又把宋本全部过录上去,很快就要由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

我也是《咬文嚼字》的编委,每期基本上都有我写的一、两篇文章。最早曾把三年的文章汇集成《语林拾得(咬文嚼字精选100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十年过后,又编印了《守护语林》。去年再次集成一本《语林啄木》。这样,我发表在《咬文嚼字》上的文章编成出版了3本书。2003年,因指出余秋雨先生文章中的许多文史差错,引发两人笔战,便写了《石破天惊逗秋雨》、《月暗吴天秋雨冷》,考证了余秋雨文章中的200多处差错。另外,还有由此引起的全国性的评论文章,汇编成《秋雨梧桐叶落时》。

我出版的文字约近400万字,水平都反映在里面。曾有人对我说:“金老师,您是一个文史修养合格的知识分子。”我想,是与不是,自有后人评说。

编校的基本功需要自我历练

我从事这个工作将近50年了,每天810个小时审读稿件,有时甚至连续十二三个小时,审读的字数达一亿五六千万,审读出来的差错超过一万七八千处。比如钱钟书先生,他写了一部《管锥编》,共四册,我很钦佩他。但有些人说钱先生的记忆非常好,只要举出古代一句话,他马上就能告诉你这句话的出处,是哪本书?第几页?第几行?等等。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的。于是我就去读钱先生的书,看了一本多,发现了一百多处差错,就顺便写了篇文章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我感到钱先生擅长比较文学,对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很有研究,又懂几国外文,确实知识渊博。但对中国的儒家经典并不是很熟悉,对中国古代职官的理解也有纰漏。这也是人之常情,一个再多么有成就的人,也不可能是“百科全书”。现在我已经把他的四本书全部看完了,累计差错约400处,当然大多数是排校差错。钱先生已经去世,我就找了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但出版社认为钱先生已经过世了,不管有什么差错都不能改了。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是会贻误后人的。

编审找差错并不是与人过不去,而是对作者、对读者、对后人负责。现在全国各地很多人出新书都要请我审,我虽然年纪大了,有时力不从心。但看到有些书确实写得很好,如果任其排校出错,一部好书就会被毁掉,非常可惜。所以只要身体行,一般尽量不推辞,多发挥些作用。很多人问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编辑,怎么会有今天的功力?怎么能够发现那么多的差错?我感到在文史方面,主要需掌握两条:一是要勤学多读,二是要认真刻苦。勤学多读就是要不停地读书学习。要掌握基本功,就要把古代重要的、基本的典籍都读一遍。1972年,我被分配到辞书出版社,初进单位非常紧张,辞书出版社都是专家。文革中这些老同志都受到冷落,如林放等,只在语词编辑室作一般编辑。我见到他们,就觉得很紧张,怕干不了那工作。辞书的语词都是大量地引用古书资料,好几万条。如果对这些不熟悉,怎么去审?怎么去编?所以当时就是想多看书。我曾把几本文学史里的唐、宋诗人词家,一个一个摘抄下来,姓甚名谁?字、号是什么?籍贯哪里?生卒年份?有何主要著述?等等,抄下来,做成卡片。唐、宋两代做了133张卡片。后来又把它列成一个简表,展开有两米多长。这么多不一定背得出来,但有了这个表,查起来就很方便。而且,经过这样一个摘抄、制表的过程,这些名家的姓名至少都在脑子里留下了印记,以后在审稿中就再也不会忘记了。从1972年到1979年,整整读了七年书。每天晚上七点开始,读到十一二点,五、六个小时,一直坚持着。阅读的范围,从《十三经》开始,《二十四史》,主要是前四史,都是通读,有的甚至是精读,还有的时候抄。如《诗经》、《尚书》等。我把《左传》抄了一遍,读了两遍,因为春秋时期的历史基本都在里面,很重要。七年书读了以后,唐代以前的古籍就已通读了一遍了,这个底子也就算打好了。

所谓认真刻苦,就是作为一个编辑,审读稿子一定要非常认真,不怕辛苦。要逐词逐句地看,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再看,不要怕麻烦,不能马虎。要舍得购买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充实自己,并方便查阅。前年修订第六版《辞海》,我听说《辞海》所有的书证都没有查过,因此第一版被人找出不少差错。我觉得第六版就应该下功夫查证。我负责审读其中的150万字,对每条书证我都查了一遍。审读《淮南子》,有两千多条书证。我想起以前曾在福州路书店看到一本台湾版的《淮南子逐字索引》,非常好,但当时由于觉得很贵,没有买下。于是再次前往,想不到又涨价了,而且不打折。我为了校对查阅方便,就咬牙买了下来。这样,原来要一个月完成的工作,只要三、四天就能查对完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这样就发现了许多一般根本很难发现的差错。

其实我就是靠这两点,读书和审稿。经过了这么多年,就打下了基础。今天就围绕一两百个重点差错实例来解读,这样比较有针对性,以后大家若碰到这些差错,一般就不会出大的问题了。

近期辞书审读中发现的差错举要

(一)1983年版《唐诗鉴赏词典》中两处差错。

其一是唐初张九龄《感遇》诗十二首之四,有“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句,鉴赏文中说“高明”两字是暗用《左传》“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的典故。其实是错误的。这是出于《汉书·扬雄传》中扬雄写的《解嘲》一文,其中有这两句话,《左传》里根本没有。《昭明文选》中也收了扬雄的这篇文章。2004年重版时就作了订正。

其二是唐晚期诗人罗隐《感弄猴人赐朱绂》诗“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这是描写一个国王碰到叛乱逃离长安,到四川去避难,路上郁闷。太监、宠臣们就找了个人耍猴子给他看,国王一开心,随手拿出红绸带吊着的官印,赐给了耍猴人。耍一次猴就得了一个官做,这事对罗隐刺激很大,他考了十二三年的官,一直都没考取。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发泄胸中的怨气。鉴赏文中解释说,这是根据《幕府燕闲录》所载,黄巢起义爆发,唐昭宗逃难,随驾伎艺人中只有一个耍猴的……。这就错了,为什么呢?黄巢起义爆发,从长安一直打到山东,最后在泰山狼虎谷兵败自杀。发生在公元884年,那时候唐昭宗还没做皇帝,而是他的哥哥唐僖宗。黄巢起义爆发,唐昭宗怎么会逃难呢?这里的史料也错了。

(二)鸭鸣呷呷。

再看“呷呷”两字,这是鸭叫的声音。第六版《辞海》以前所引疏证是李白的《大猎赋》。第六版修正时加引了《尔雅·释鸟》:“鸭鸣呷呷”,时间上推前了。但问题是《尔雅·释鸟》中其实没有“鸭鸣呷呷”的。后来找了很多古籍,从一些书的转引中找到了。宋代陆游的祖父陆佃写了一本《埤雅》,这本书是对《尔雅》进行增补的。其《释鸟》中有一篇“鹄”,引了晋代的一本《禽经》书中关于禽鸟叫声的话,其中有“鸭鸣呷呷”。因此这是《禽经》里的话,而不是《尔雅》里的。但可惜编者在修改时,也许不想大改,而将《尔雅·释鸟》改成《埤雅·释鸟》,没有指出引自《禽经》,这依然不对,真是遗憾。

(三)读音或字形相近以及异体字、繁体字等方面的问题。

一是形近而误。以下都是从《辞海》里挑出来的。“伐咎鼓”被排成“代咎鼓”。伐是敲打的意思,代咎鼓就不通了。“与诸庵官构造无端”,这里“庵”字错了,应改为“阉”。阉官是太监的意思,而庵是庙宇中的庵堂的意思。“陆虞侯火烧草料场”,应当是“陆虞候……”,虞候是先秦官名,“候”不能排成“侯”。

二是误在读音。“见义勇为(wéi)”,念成“见义勇为(wèi)”,为(wèi)是作介词用的,行为的为应念“wéi”,见义勇为(wéi)应是阳平字。“怒发(fà)冲冠(guān)”,不能念成怒发(fā)冲冠(guàn)。“鬼使神差(chāi)”,不能成为“鬼使神差(chā)”,等。

三是繁简体字之误。整理古籍,有时要保持原样。而现在写文章,就应该用简化字、正体字,要把繁体简化掉。如“翦除”的“翦”,是异体字,正体字就应写成“剪除”。“妬忌”的“妬”也错了,也是异体字,正体应为“妒”。还有“船櫂”,“櫂”是船桨的意思,是异体字,正体应为“棹”。不能简化的字,如“不穀”,穀是善良的意思,这是古代皇帝的自称,穀不能简化成谷。“于”与“於”,于作介词,而於作感叹词,不能随便简化。人名不能随便简化,应保持原字,如王濬、王浚,两人都是晋书里写到的将军,如果将异体字“濬”改成正体字“浚”,就容易混淆了。所以人名里面的异体字一般不动。等等。

(四)新版《辞海》里的几个错误,涉及的是典故。

一是“补袞”,解释引了杜甫《北游》诗:“备员窃补袞。”而杜甫没有《北游》诗,只有一首有名的《壮游》诗。因为“壮”的简化字字形与“北”差不多,所以被排成《北游》诗了。

二是“节令”条目,引了元代吴弘道《斗鹌鹑》曲:“寒来暑往,兔走鸟飞,节令相催。”这里的“兔走鸟飞”错了,应为“兔走乌飞”,这是讲月亮、太阳轮回,时令交换很快。兔是指月亮,那么只有金乌才代表太阳,与之相对,用“鸟”字就不对了。只要查看元曲的原文,就知道就是“兔走乌飞”。

日常书刊中发现的文史知识差错举例

这一部分分8个大类,文字词语差错、繁简体与正异体字处理差错、人名差错、地名差错、书名篇名差错、引用文献资料差错、历史纪年和阴阳历日转换差错、其他典型差错等,择要简述如下。

(一)文字词语差错。以下举例词语,括号内是正确的:杀戳(杀戮)、博奕(博弈)、发楞(发愣)、欠收(歉收)、泡制(炮制)、床第(床笫)、文坛巨擎(文坛巨擘)、戊戍变法(戊戌变法)、灸手可热(炙手可热)、病入膏盲(病入膏肓)、黄梁美梦(黄粱美梦)、曲突徒薪(曲突徙薪)、作词一阙(作词一阕)、手执尘尾(手执麈尾)、美仑美奂(美轮美奂)、自沉汩罗(自沉汨罗)、籍籍无名(寂寂无名)。

“发楞”很容易写错。为什么会错?过去国家发表过最早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曾规定把木字旁的“楞”作为正体字,所以那个发愣都写成这个“楞”,那个时候应该不算错的。后来因这两个字发声不一样,愣读第四声,楞(léng)是阳平声,不应混用。大家提了意见,国家又发了文件,把它改过来了。所以现在就应该用“发愣”才对。

“戊戍变法”,我在《咬文嚼字》上发过一篇文章,叫《点戍划戌戊中空》,指出过这三个字的用法。以前有本《左传》,每年都用天干地支来记的,凡是天干地支中的“戌”全部都错成“戍”。

“手执尘尾”,“尘”字也错了,应该是麈尾,“麈”念zhǔ字,是像一种鹿的动物,它的尾巴特别长,后面有毛,古人把它宰下来,当掸灰尘的一个器具。“尘”的繁体字原作“塵”,与“麈”原形很像,有人就将“麈”误成了“塵”,再简化为“尘”。这是不对的。

“籍籍无名”,现在用得相当普遍,余秋雨也用了,王蒙也用了。但籍籍两个字表示盛大,跟无名是合不起来的。明代有个人说自己“平日幸亏无籍籍之名也”,在籍籍之名前有个“无”字,就通了,而不能说“我平日籍籍无名也”,这是两回事。词语不能乱搭。如果一定要用,就用寂寞的寂,寂寂无名是可以的。

(二)简繁体、正异体字处理差错。以下举例的词句,括号内是正确的:凭藉(凭借)、了望(瞭望)、怱遽(匆遽)、咬囓(咬啮)、别象他那样自暴自弃(别像他那样自暴自弃)、风起于青苹之末(风起于青蘋之末)、柳亚子诗“由检师心终复国”(由检师心终覆国);以下词句,括号内是错误的:王翦(王剪)、魏徵(魏征)、蒋幹(蒋干)、廼贤(乃贤)、陈寔(陈实)、牛犇(牛奔)、项堃(项坤)、刘知幾(刘知几)、崔乾祐(崔干祐)、赵孟頫(赵孟俯)、翁同龢(翁同和)、吴大澂(吴大澄)、杨邨人(杨村人)、朱镕基(朱熔基)、鞌之战(鞍之战)、驩州(欢州)、楼钥《攻媿集》(攻愧集)、《西湖游览志馀》(西湖游览志余)等。

“凭藉”就是繁异体字、正异体字没有处理好。《简化字总表》里,凭藉的“藉”可以简化成“借”,但它说在读jí的时候,不能简化,这样等于没有讲,所以大家都不简化了。现在单独一个“藉”字没看见过有用简化的,慢慢地凭藉这两个字也就不简化了,但按规范应简化成“凭借”才对。“别象他那样自暴自弃”,这个“象”字,第一次《简化字总表》规定人字旁的“像”要简化成没有人字旁的“象”。但到文革时有问题了,毛主席像的像字都写成“象”,红卫兵造反派认为这是侮辱毛主席。所以都恢复成人字旁的像。文革以后,修订后的《简化字总表》就认可了人像的像不能简化。所以“别象他那样自暴自弃”里的这个“象”应改为“像”,这是不能简化的。

王翦是秦国的将领,“翦”字绝对不能把下面的羽改成刀,要保留繁体写法。唐代的宰相魏徵,现在十有八九都把他简化成征服的征,不能简化。其他人名也都一样。刘知幾,这个很多人简化了,但也不能简化。因为这个“几”字又可以读作jī,几乎的“几”,又可以读jǐ,容易混淆。崔乾祐,这个“乾”读qián,又可以读“干”,一简化就成了崔干祐了。

(三)人名差错。以下举例的词,括号内的是正确的:赢政(嬴政)、华陀(华佗)、严世藩(严世蕃)、触詟(触龙)、范睢(范雎)、习脂(脂习)、阮大成(阮大铖)、叶炽昌(叶昌炽)、秦瘦鹃(秦瘦鸥)、林微因(林徽因)、程乃姗(程乃珊)、葛佩奇(葛佩琦)、丛维熙(从维熙)、单(shàn)雄信、朴(piáo)正熙、解(xiè)珍、种(chóng)师道、华(huà)罗庚、任(rén)建国、查(zhā)桂英、万俟卨(mò qí Xiè)、关云长(chǎng)、尉(yǜ)迟恭、王莘(shēn)、陈寅恪(kè)、单(chán)于、可汗(kè hán)。

触詟这个名字有个故事,以前有篇文章叫《触詟说赵太后》。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有的都改成《触龙说赵太后》。有人就提出质疑了。其实清代有个训诂学家王念生就写过文章考证,说不应该是触詟,而是触龙,因为古代只有触龙这个名字,而且还有其他的考证。但当时的训诂有条规矩,就是要改古书上的字一定要有版本依据,如果没有根据,只考证还是没用的,最多在注释里讲一下,当时因没有版本,所以也就无奈了。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墓出土了帛书,其中有《战国纵横家书》,有一篇正好与这个故事吻合。古代文字是直排的,触詟其实原来是“触龙言愿见太后”,后来横排时,把“龙言”并成一个字了,就变成了“触詟”。现在有了马王堆帛书,清清楚楚写着“触龙言”,就可以认定绝对不是触詟。根据这个依据,就把“龙”字从《战国策》中改过来了。因此1973年以后出版的《战国策》,都改成触龙了。

(四)地名差错。以下举例,括号内是正确的:安徽灵壁(安徽灵璧)、山东荷泽(山东菏泽)、河南临颖(河南临颍)、黄浦军校(黄埔军校)、内蒙古满州里(南蒙古满洲里);以下举例,括号内为准确读音:山东莒(jǚ)县、河南渑(miǎn)池、广东东莞(guǎn)、安徽亳(bó)州、广东番(pān)禺、山东济(jǐ)南、山西洪洞(tóng)、浙江台(tāi)州、陕西瓦窑堡(bǔ)、龟(qiū)兹(cí)、吐蕃(bō);以下举例,均为错误的,纠错可见下文:“丁光,南朝齐画家,梁江陵(今江苏南京)光相寺有其壁画”、“穰城,今河南省邓县”、“儋:儋县,地名,在海南”、“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县东白帝山上”。

河南临颖,中国地名中没有这个“颖”字。地名中的颖,左下角都应是水,这个颍字很容易写错。内蒙古满州里,这个州应有三点水。大家要注意,中国正式的县市以上的地名,这个州字都是没有三点水的,如杭州、常州、广州、福州等。全国只有两个县市以上的地名有三点水,一个是满洲里,还有湖南的株洲,其他都没有。县市以下的地名,少数也有三点水的,如长洲。

在读音上,如广东番禺,这个“番”字念pān,为什么呢?因为唐代以前,中国语言里面没有轻唇音,都是重唇音,fānpān,轻唇音都念重唇音。到唐五代以后才有轻唇音。番(pān)禺在唐五代以前就有了,一直延承下来。有人讲上海有条番(fān)禺路,难道也念番(pān)禺路吗?这个回答是肯定的。上海的这条路名就是借用广东的地名而取的,当然应读番(pān)禺路。但现在全都读错了。

古今地名转换也会出错。《中国美术词典》“丁光”条,解释是“南朝齐画家,梁江陵(今江苏南京)光相寺有其壁画。”这里把江陵是指现在的江苏南京,就不对了。江陵应是今湖北荆州。最新版还是没有改对,改成了“丁光,南朝齐画家,梁金陵(今江苏南京)人”,竟把古代地名江陵改成金陵,完全错了。应改成“江陵(今湖北荆州)”才对。但只能等以后再出新版再改了。“穰城,今河南省邓县。”过去是对的,但1988年邓县废除,改成邓州了。现在注解在今河南省邓县,就不对了,应与时俱进,改为“今河南省邓州”。1996年《现代汉语词典》里有“儋(dān),儋县,地名,在海南。”注音都对的,问题在于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一个决定,撤销儋县,改儋县为儋州。编词典时已经是1996年了,不讲明就不应该。“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县东白帝山上。”这个历来都是对的。问题在于1997年重庆市列为中央直辖市。奉节县划归重庆市管辖,因此现在就应把它改成“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白帝山上”才准确。有一本2001年出版《中国行政区划改名手册》很好,一查就可查到,那一个哪一年改的?什么单位改的?但可惜2001年以后没有了。  

(五)书名、篇名差错。

《左传·襄公三十二年》书名不对,哪儿不对?《左传》有鲁国十二个国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每个人做了几年?隐公做十一年,桓公十八年,庄公三十二年,闵公两年等,襄公是做了三十一年,没有做三十二年,所以错了。《论语·乡觉》,《论语》二十篇,有一篇叫“乡党”篇,“党”字与“觉”字字形相近,这里给排成乡觉篇,错了。关汉卿《窦娥怨》,窦娥是很怨,但是这里的书名应是《窦娥冤》,冤枉的冤,这是由于声近搞错了。张恨水《啼笑姻缘》,姻字错了,应该是因为的“因”。为什么?这里是讲前因后果,不是讲婚姻。有一本《醒世姻缘传》,才是婚姻的姻,也可能是由于这本书的关系,把这搞混了。《吕氏春秋·道应训》,“训”只有《淮南子》里有,《淮南子》共二十一篇,前二十篇有《天文训》、《道应训》等等,最后一篇是《要略》,没有“训”字。但这里变成《吕氏春秋》了。《吕氏春秋》一般篇名都是两个字,所以这是把《淮南子》的篇名套在《吕氏春秋》上了,应该是《淮南子·道应训》。“《礼记》郑玄注引何休曰”,郑玄与何休都是东汉有名的训诂学家,而且两人是死对头,何休出了一本什么书,郑玄马上就写书攻他。所以郑玄解释一个词的意思,他怎么可能引何休的说法来证明呢?这是不合理的,情理上说不通。查中华书局直排版《十三经》,《礼记》正文都是一排一行,但有注解时是一行排两个字。郑玄注的一行注完了,有一个空心圆圈,这个圆圈后面也是两排,引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释文中也有注,是引何休的。但那是唐代陆德明去引何休的注,所以对古籍的体例要了解,否则就会闹笑话。 

(六)引用文献资料差错。

例一是“孔夫子说:‘食、色,性也’”,这句话经常看到,其实不是《孔子》的,这句话是《孟子》里的。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两个人辩论,一会儿告子怎么说,一会儿孟子怎么说,这句话其实是告子讲的。

例二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流传甚广。”最初是部队作家李存葆在《高山下的花环》中引的,没讲引谁。后来有人写文章说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其实杜甫没有讲过这句话,这是宋朝爱国诗人陆游写的。是陆游《病起书怀》里的一句话。

例三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此句出自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应为“西出阳关无故人”,所谓“古人”,是指死去的人,“故人”则有死去的也有活着的。还有一个字,那是王维写的精彩部分,“劝君更尽一杯酒”,是“尽”字而不是“进”,用尽字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四例是《西游记》第十七回:“这是奴奴煮的午饭……如不弃嫌,愿表芹献。”我因为怀疑这里多了个“奴”字,就查第十七回,但第十七回里没有这句话。再查十八、十九、二十都没有。再往上查,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也没有。后来查《西游记》词典及其他索引,终于查出来了,在二十七回里面。引文漏了个“二”字。所以,编词典、做学问一定要小心翼翼。

(七)历史纪年与阴阳历日转换差错。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中写道:“19005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查《王道士荐疏》,王道士发现这个洞以后曾写了一封给朝廷的荐疏,荐疏中说“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里的“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转换成公历是1900年,这是对的,但月、日就错了,在公历里还是用农历的五月二十六日,这就是阴阳历转换上的差错,这里应是622日。《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中也有同样的错误,“一〇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这里的“一〇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苏轼年谱》中有记述,是宋神宗元丰二年,即公历是1079年。但是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转换成公历不可能是728日,而应是827日。

再比如苏轼的生年,两本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辞海》,前者说苏轼是生于1036年,死于1101年。1999年版《辞海》说是生于1037年,死于1101年。死在同一年,出生差一年,苏轼不可能生二次吧?这里的问题就是出在阴阳历转换上。苏轼肯定是阴历十二月生的,年底出生,阳历就可能在下一年了。查他的年谱就知道,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景祐三年,一般在十一月以前都是1036年,但在1219日,就是118日了。转换成公历就到下一年去了,所以他的生年应是1037年。

(本文根据金文明在海宁“史志讲堂”的讲课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限于篇幅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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