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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潮灾与张老相公信仰

 

◎朱海滨

 

张老相公塑像

历史上杭州湾沿岸存在特殊的潮水灾害,该地各府县方志中对此记载比比皆是。在潮灾频繁且祸害巨大的背景下,如何避免潮灾便成为两岸人民乃至政府官员的心病,于是潮神崇拜应运而生。就我所见,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五府地区存在着许多潮神,这些潮神主要由当地历史上的人物转变而来,其中最早的是春秋时吴国谋臣伍子胥和越国谋士文种。但在浙江民间,影响广泛、深远的潮神还有很多,其中北宋以来形成的张夏神,到明清时以“张老相公”这一民间俗神的形象盛行于杭州湾沿岸地区,特别是钱塘江南岸的绍兴府。旧时海宁的旧仓、新仓、黄湾等沿江一带也有张老相公庙的分布,其中新仓张老相公庙(“捍沙王庙”)近年来还得到了恢复。本文将围绕张老相公信仰的产生、盛行、变迁与钱塘江潮灾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一 杭州潮灾与张夏信仰的盛行

南宋咸淳《临安志》中的“昭贶庙”条记载道:

在候潮门外浑水闸东,故司封郎官张夏祠也。[《会要》作工部员外郎] 夏雍邱人,景祐(1034-1037)中为两浙漕使,江潮为患,故堤率用薪土,潮水冲激,毎缮修不过三岁辄坏,重劳民力。夏始作石堤,延袤十余里。人感其功,庆历二年(1042)立祠堤上,嘉祐六年(1061)褒赠太常少卿。政和二年(1112)封宁江侯,后改安济公,赐昭贶庙额。绍兴十二年(1142)以后累封,至庆元四年(1198)锡以王爵,又累封至今为灵济显祐威烈安顺王。淳祐八年(1248)重建庙。[又有安济庙在荐桥门外马婆巷,宣和(1119-1125)间建。] [1]

据此可知,张夏为北宋开封府雍邱县(今河南杞县)人,景祐年间曾任两浙路转运使。北宋前期,钱塘江潮水为患,江堤由于用柴薪、泥土做成,屡修屡坏。于是张夏开始用石堤代替土堤,长约十多里。到了庆历二年(1042),杭州人怀念张夏之功,在江堤上立起了张夏的祠堂。嘉祐六年(1061)张夏过世后,朝廷褒赠太常少卿。过了五十一年后(1112),朝廷首次授予张夏神“宁江侯”的封号,再过八十六年(1198)其封号已至“王”级,后续封至“八字王”(灵济显祐威烈安顺),达到南宋一代民间神灵的最高级别。

    咸淳《临安志》编撰、刊刻之时,距离张夏之死已在200年以上,离张夏首次作为神灵加封也已超过150多年,而且此时又是张夏崇拜鼎盛之时,祠庙志中所述内容是否可信,我们还需搜寻其它更早、更可靠史料进行佐证。

    成书于南宋初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仁宗嘉祐六年1061冬十月)辛巳赠故客省使眉州防御使张亢为遂州观察使,故兵部郎中张夏为太常少卿。……顷张夏守泗州,取土石为城堤,以拒长淮之暴。又为堰岸,以防汴水之入,其补坏增旧之制,则又著为条令,而刻之于石。使后人遵而不敢废。其后淮水屡涨,而常赖以无虞。又尝为两浙转运使,作石堤以防浙江之流,杭人怀夏之功,庙而祭之堤上,至今思之。 [2]

张夏在1061年去世之后,朝廷确实赠张夏为太常少卿,其功绩主要有二:一为知泗州任上,曾在泗州城外筑城堤、堰岸以拒淮河洪水,使泗州城得以保全;其二是任两浙转运使期间,作石堤以防钱塘江潮水。杭人怀念张夏之功,在江堤上筑庙纪念。

    虽然庆历二年(1042)已建张夏之祠,但此时张夏还在世,因而也就是座生祠而已,不可能有灵异之事。南宋前期的叶绍翁曾留下如下记载:

予以本末考之,初无神怪之事。今临安相传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领。不胜扼愤,尽抱所书牍,自赴于江上,诉于帝。后寓于梦,继是修江者方得其说,堤成而潮亦退,盖真野人语也。江之所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便,功未及成,效匹夫沟渎之为,此身不存,而凭虚忽之梦,以告来者。万一不用其梦,患当何如?是尚得生名之智,殁谓之神乎。 [3]

叶绍翁根据自己的考证,断定张夏祠原本没有“神怪之事”,但南宋杭州却流传这样的传说:张夏治水三年不成,一气之下,抱着书牍投江自杀。后通过托梦的方式告诉后继者治潮之法,于是堤成潮退。在这样的故事中,张夏被描绘成因公殉职,死于两浙路转运使任上,完全符合神祠的标准。也就是说,张夏的真实事迹被淡化,而虚幻的传说却流传得越来越广。可以说,正是由于类似传说的流行,张夏才由普通的“生祠”而演变成了“神祠”。

    为何张夏之祠会由“生祠”演变成“神祠”,成为潮神中的一员呢?其历史背景应与当时杭州城潮灾的盛行有关。

唐代之前,钱塘江两岸最著名的潮神当属伍子胥。春秋以来,浙江当地人把钱塘江潮水理解为伍子胥冤魂发怒所致。伍子胥被吴王赐死后,抛尸江上,“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 [4]由于伍子胥含冤自杀,死后又被弃尸,是典型的悲剧性人物。《吴越春秋》则载:“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 [5]吴越一带的人们敬畏伍子胥,并非表彰伍子胥的伟大,而是希望通过祭祀他而使其努气有所抵消,不致以“恶潮”为害当地人民。这样的一种信仰,可说是一种被动的对应。所幸的是,隋唐之前当时钱塘江沿岸低地地区还没有成为人类的主要生活区。隋代之前杭州城的前身是秦钱唐县治,位于西湖西侧的灵隐山脚一带。

隋开皇十一年(591)后,杭州州治及钱唐县治均迁至凤凰山麓之地,紧贴钱塘江边。 [6]生活于北宋中期的丁宝臣《石隄记》有如下的描述:

江介吴越间,杭据其右而地势下。生聚数十万,庐舍隐粼,号天下最盛,而岁苦海潮为患,于夏秋尤暴,常与堤平,城中望堤百数歩,其势反在高仰处,不幸一壅而溃,其犹决山而注于井沛,然可御哉,故其病于民也数矣。 [7]

吴越国以来,杭州城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与江堤之间只距“百数步”(几十米),江潮常与江堤平,因而城市街区反而比潮水达到的高度低,一旦江堤溃决,潮水将以高屋建瓴之势倒灌杭州城内。自古以来,江潮冲激江岸,使陆地坍塌没入江中的事例时有发生。唐宋时期,钱塘江河道位于今赭山与龛山之间的南大门,钱塘江潮水以正面之势冲击杭州城,其时潮水的壮观远非今人所能想象。一旦钱塘潮冲决江堤,杭州城便有灭顶之灾。因而唐宋以来,数十万人口(南宋时人口超过120万)的城市始终面临着钱塘江潮的生死威胁。随着以杭州为起点的大运河的开凿,唐代中期后杭州已发展成一个大都市,在杭州日渐繁荣的同时,城市面临江潮侵害、威胁的危险大大增加,数十万人口“岁苦海潮为患”。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以来修建江堤护卫杭城就成了当地的首要之务。于是当地人把一些在修建江堤过程中牺牲的英雄人物奉为“潮神”进行崇拜,如僧本诚《潮王庙记》云:“钱塘古称涛江,民苦潮害,王奋力筑堤以捍水势,祁寒剧暑不辍,功未就竟死于潮,后为神,咸通(860-873)中官为立庙,封潮王。” [8]

   从吴越王钱镠以来,政府组织军民修建江堤渐成气候。吴越国并入北宋以后,历代的杭州地方官员均在不断修建江堤,其方法基本上采用土、石兼治,但效果一直欠佳,屡坏屡修,“重劳吾民”。张夏就任两浙路转运使之前为泗州知州,为了预防淮河洪水吞没泗州城,张夏曾在泗州城墙外筑堤护卫,获得好评,并为继任知州沿袭,张夏也因功升任两浙路转运使。 [9]到任后,张夏发现此前钱塘江堤都以“薪土杂治”,易遭江潮冲激溃塌,于是改用石堤,长十余里。从此以后,石堤建设渐渐成为杭州城区段江堤的主流,迄至明清仍如此 [10]。除此之外,与以往不同的是,张夏还设置了“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门负责看管、采石维修江堤,这样就形成了长期有效的管理体制,对后世的钱塘江堤管理有着重要影响。从史书记载可知,以后每次修建江堤均调动军队,如庆历元年的大维修就调动了“江淮南、二浙、福建之兵。” [11]应该说,张夏在创建、维修杭州钱塘江堤方面有开创之功,虽然此前及此后的两浙路及杭州知州等官员都曾维修过江堤,而且官品在张夏之上的也有不少,但只有张夏一人被作为神灵得到供奉,充分说明民间社会对张夏功绩的肯定。庆历二年设立张夏生祠以来,杭城百姓对张夏的感激、怀念始终不断。二十年后张夏去世之时,杭城百姓仍然“庙而祭之堤上,至今思之。”虽然张夏早已离任并去世,但杭城人民并没能免除潮水的灾害,仍然有堤毁人亡的风险。因而杭城人民精神始终高度紧张,希望能够免除潮水的为害,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下,把张夏塑造成神灵,便成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较佳选择。因此之故,张夏去世后不久便被神化,到宋徽宗时期,终于也被朝廷赐封成“宁江侯”,从此便正式进入王朝祀典,至南宋中期时已累封至八字王。

二 杭州张夏信仰的衰微

   

    元朝吞灭南宋后,杭州沦为地方都市,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而与此同时,钱塘江杭州段的潮灾也有减缓的趋势。据《元史》及《海塘录》中关于潮灾及海塘等资料的记载,元代时潮灾已集中到杭州东北侧的海宁、海盐及南岸的余姚等地,杭州主城区段的潮灾记录较为罕见。吴越国以来修建记录频繁的杭州段江堤,在元代及明前期都没有留下大规模的修建记录。可以说天下观潮盛地的杭州,此时潮水已呈现出消歇的态势。作为潮神之王的张夏神信仰,其在民间社会的遭遇又是如何的呢?

    元末时杭州张夏庙留下了一块由钱塘县尹仇有进所立的碑文,该碑文内容被清阮元收录于《两浙金石录》,题为《元昭贶神庙碑、昭贶神庙记》,作者战惟肃。现录其部分内容如下:

浙江神最灵而异者曰昭贶庙。庙之神曰司封,按司封姓张名夏,字伯起,雍邱人也。宋太宗朝举进士,第真宗朝官至两浙转运使。五代时吴越王镠筑捍海石塘以广杭州城,由是富庶为东南冠。岁久崩圮,郡民弗安,司封患之。于是躬祷于神,神之休,乃增筑石塘,层之高者十有二,子塘之高者倍是。塘之袤丈四千六百四十有奇。朝以有功于民,授司封郎中卒于官,遂曰张司封。云天圣(1023-1031)间,潮水泛滥,石塘几坏,转运使田公、知府杨公率僚吏耆老等,祠公于堤上,水患既平,朝命赠太常少卿,封宁江侯,时庆历年(10411048)也。……庙有石□既毁,钱塘县尹仇有进□□□□□□□□□□□□□□以誌,窃惟礼典有法施于民者则祀之,能御大灾捍□患者则祀之。今公之功□□□□□□□□者□□千古□曰不然,余辞不获。既序其事,复作乐神诗,俾邦人歌□祀公,其辞曰……至正二十五年(1365)七月吉日 杭州钱塘县尹仇有进立石。 [12]

虽然该文为元末时所立,但其中并没有谈及元代的灵迹,其中所述全为宋代的灵异现象,此事说明元代时杭州并没有产生出有广泛影响的传说,仅为追述历史陈迹而已。其中还谈及“庙有石□既毁”,说明该庙并没有延续南宋以来的盛势,连石碑也被毁掉。这里虽然提及张夏是雍邱人,浙江潮神庙中最灵异的就是昭贶庙,但关于张夏的事迹却出现了多处错误,如说他“真宗朝官至两浙转运使”,而据前述宋代资料,张夏就任两浙路转运使的是宋仁宗景祐年间,同时说他“卒于官”,即死在两浙转运使的任上,这完全是前述叶绍翁所记载的民间传说版本翻版而已,而非历史事实。同时,还把“庆历”年间的转运使田瑜、杭州知州杨偕的修堤活动说成是“天圣”年间。把嘉祐六年(1061)追赠给张夏的“太常少卿”说成是两浙转运使任上因公殉职后。把政和二年所加封的“宁江侯”说成是庆历年间。这些错误的产生,说明宋代的真实历史已被遗忘,即便是读书人也盲从了民间的传说,综合前述的碑被毁一事,说明张夏其人已被当时的读书人、官员所遗忘、忽视,这同时也印证了元代杭州张夏信仰的衰弱。

三 明中期以来张老相公信仰的复兴

   明中期以后有关张夏祠庙的记载突然增多,而且其信仰的中心地,逐渐由杭州而变成了绍兴府,特别是与杭州隔江相望的萧山县。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今人所熟知的“张老相公”信仰完全是明代以来的情形,而该信仰的源头却是北宋时代产生于杭州的张夏信仰。

1、成化年间杭州昭贶庙的重建

嘉靖《浙江通志》载:“昭贶庙:在浑水闸南(“南”应为“东”之误),祀宋兵部尚书张夏。夏尝为两浙转运使,筑堤捍江,杭人德之立祠。成化(14651487)间工部侍郎李颙来治潮患,祷神而应,即旧址重建。” [13]明成化年间工部侍郎李颙前来浙江治理潮灾,曾到张夏祠庙祈祷,结果有灵,于是重建了昭贶庙。

    关于成化年间的潮灾及工部侍郎李颙治理潮灾的情况,《明实录》有更详细的记载。

(成化七年九月己未)命工部右侍郎李颙往浙江祭海神,修江岸。是年九月初二日,风潮汹涌,冲决钱塘江岸千余丈,近江居民房屋田产皆为淹没。山阴、会稽、萧山、上虞四县,乍浦、沥海二所,钱清等诸场,灾亦如之。守臣以闻,事下,工部尚书王复等覆奏:永乐(14031424)年间,浙江堤岸为潮冲塌,尝遣官赍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筑堤,以除民害。乞如永乐事例,遣大臣往祭海神,修江岸。上以命颙。 [14]

据此可知,成化七年(1471)九月初二发生了巨大的风暴潮,杭州钱塘江岸一千余丈被冲毁,沿江大量房屋及田产沦陷江中。为此,朝廷特意派工部右侍郎李颙“祭海神,修江岸”。当时朝廷之所以要派大臣祭海神,修江岸,是遵循永乐年间的事例。至于李颙,虽然是中央命官,但在就任工部侍郎之前,天顺七年(1463)至成化二年(1466)曾任浙江左布政使 [15],可以说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以李颙重建杭州昭贶庙为契机,曾经衰弱的张夏信仰再度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会。这是南宋灭亡以后,首次由朝廷大官主持修建潮神庙,此后该事件便在文人笔记小说及方志等史料中反复出现,显示了该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

     2、绍兴府护堤侯(英济侯)信仰的异军突起

成化七年九月的风暴潮,其受害地不仅是杭州,钱塘江南部绍兴府的山阴、会稽、萧山、上虞四县,沥海所,钱清等诸盐场,灾情同样严重。因此,此次修建江堤,并非只是杭州,钱塘江南岸的绍兴府也曾有过重大的修堤活动。杭州再建昭贶庙的活动,势必也影响了绍兴府等地张夏信仰的推广。就明代中后期的资料来看,绍兴府等地关于张夏神的记载远远多于杭州府。

前述嘉靖《浙江通志》记载了位于绍兴府萧山县的“护堤侯庙”:

(萧山)护堤侯庙:在县东北长山,宋时建,祀漕运官张亮。亮生有奇功,殁为明神,祈祷屡应。又新林运河北有行宫。邑人以其地数被潮患,祀侯镇之,並岁春秋祭。今沿海、山城、水闸要害之所,多有张相公庙,传亦谓侯云。 [16]

据该记载,护堤侯庙建于宋代,人物原型是漕运官张亮,生前有功,死后为神。其灵异主要体现在保护堤坝不被潮水、洪水等冲垮,因而凡有水闸、海堤、城市之处,多有张相公庙。关于此处护堤侯张亮,嘉靖《萧山县志》有更为详尽的记载:

  

护堤侯庙:[去治东北十里,在长山之麓。]宋时建,以祀漕运官张行六五,咸淳间赐额,祈祷甚应,尤有功于海堤。[今俗谓之长山庙,又谓之张老相公庙]凡岁春秋以有司致祭,后又别建庙于新林铺之北,谓之护堤侯行宫,有司即祭于其所。又沿山水、桥闸要害之所,皆有行宫,民各私祀之。 [17]

护堤侯即为“张行六五”,其最重要的灵异是护佑海堤。由这两则记载可知,张六五相公庙分布很广,官府主祭庙是萧山新林铺之北的“护堤侯行宫”,因为那里曾经发生过多次潮患,官府希望通过祭祀张行六五,免却潮患的困扰。至于民间私祀的张老相公庙,则为数甚多。

    这位“张行六五”相公与杭州昭贶庙的张夏神同为宋代人,都曾任“漕运官”(转运使),其灵异都体现在护卫江堤、海堤方面,是否为同一人呢?刊刻于乾隆年间的《韩门缀学》记载道:“吾杭江干浑水闸东有昭贶庙,俗名张六五相公庙,祀宋宁江侯张夏也。” [18]无独有偶,万历《绍兴府志》也留下了“张行六五”是张夏的说法。 [19]基本可以推定,萧山的护堤侯与杭州昭贶庙的张夏,实为一人。只是一为正式的名字,一为民间流传的俗称而已。

    与杭州昭贶庙所不同的是,萧山还产生了张六五相公是萧山人的说法,而且这样在说法在民间占绝对的多数,以至于张夏本人的真实情况完全被绍兴府民间社会所遗忘。前揭嘉靖《浙江通志》说护堤侯庙的主神是“张亮”,但嘉靖《萧山县志》却说是“张行六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明末清初萧山籍著名学者毛奇龄《西河集》中有专文记载:

张十一郎官者,宋护堤侯张六五老相公也。名夏,邑之邬里人。初以父亮为吴越王时刑部尚书,入宋归命,遂由故任。子起家,授工部郎中,称郎官。既而海溢,飓风发钱塘,萧山堤总坏,相公充护堤使者,统捍江五指挥使,护海堤有功,封护堤侯,乃以护漕。当决河覆舟,旗丁绕河觅相公不得,翼日,有大黿负相公,尸浮于沙。巫者狂言:相公已为神,其尸归葬于萧山之长山,牐而立祠,牐傍负山壁为楹,面海滔滔,每雨歇,见神灯数队,沿山而归,宋景祐间礼部请于朝,封英济王。萧俗呼十一为六五,呼官为相公,以侯王,故呼老相公。至是呼老相公庙,邑人来祠者,呼老相公会。 [20]

当然毛奇龄所载只是流行于萧山的民间说法。按此说法,张六五相公,又称张十一郎官,名张夏,是萧山邬里人。他的父亲是张亮,官至吴越国的刑部尚书,吴越国并入北宋后仍留任。张夏入仕后授工部郎中。当时发生风暴潮,萧山海堤全毁。张夏充任护堤使者,统率捍江五指挥使,因功授予护堤侯。其后充任漕运官,由于黄河决口舟船沉没,张夏因此殉职。次日大黿驮着张夏尸体浮了上来,巫师狂呼张夏成神,尸体归葬于萧山长山并建立祠庙、水闸。显而易见,萧山的张六五相公其实就是曾任两浙路转运使的北宋名臣张夏。在此可以确认,原本是河南雍邱人氏的张夏,在萧山民间被认为是萧山本地人,为此还编造出其父亲张亮这一虚构的人物。此事虽由毛奇龄记载下来,但考虑到嘉靖《浙江通志》载所祀神为“张亮”,则这样的故事最晚在嘉靖年间已经成形。

    《西河集》中还收载了毛奇龄为萧山邬里张氏所撰的族谱序文,该序文提到:

邬里之派,冠簮者累世,越宋元迄今,而诗书不替,可谓盛矣。顾历世久远,难以考据,即其先有神人,当汴宋初年为工官,捍江以死勤事。一如祭法所云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列代援报功之典,列在祀版,此亦吾邑一大人物。而即县志乘不载始末,不注爵里,甚至有讳而无字,有使衔而无授秩。史书、家纪两茫茫焉。裔孙二监,搜元时所著族谱,得残策数简,力任修葺,偕其弟南服,仿所见所闻之例,合远近而增损之。顾远不加详,近不过略,传信而阙疑,不检不滥,即其显著如神祖,亦且斟酌,拟议不加杜撰,于其间何其慎也。 [21]

邬里张氏奉张夏为其祖先,张夏则成为萧山县“一大人物”,但县志并没有详细记载张夏的爵里及官品,史书及族谱记载均不详细。二位张氏后裔搜集到元代族谱的部分残卷,重新修谱,请毛奇龄为其撰写族谱序文。显而易见,张氏祖先是张夏的说法经不起推敲。毛奇龄所能见到的张氏族谱只有元代的部分残卷,但残卷中也没有张夏的任何记载,因而毛奇龄才会说“史书、家纪两茫茫”。虽然毛奇龄说其编撰族谱极其慎重,不妄加杜撰,但其实通过他的撰笔,后人就更加确信张夏是萧山邬里张氏的远祖,即原本只流传于民间的说法通过大文人毛奇龄的撰文,扩大了影响。明清时期乃至现代,萧山当地人乃至官方、知识分子等均坚信张老相公张夏是萧山本地人,迄今仍是如此。

    明中期后绍兴府兴起的张六五相公信仰,其封号有别于宋代杭州的张夏信仰,出现了新的元素。如前述嘉靖《萧山县志》及嘉靖《浙江通志》所说的“护堤侯”。另外嘉靖《山阴县志》载:“英济侯王庙:去县东北三十三里陡门闸上。邑人建以祀宋漕运官张行六五者” [22]。则张老相公又拥有“英济侯”的称号。嘉靖年间刊刻的田艺衡《香宇集》中也提到:“张侯祠者,祀故宋英济侯张六五公之神也。” [23]到了后来,“英济侯”的说法更为流行,如康熙《萧山县志》就把萧山去虎山的张老相公墓称为“英济侯墓” [24],张老相公庙也称“英济侯庙” [25],入清后杭嘉湖等地的张夏庙也多称“英济侯庙”。“护堤侯”、“英济侯”等封号到底什么时候产生,由于没有更早的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万历《绍兴府志》也称“又一庙在山阴三江闸上,称英济侯王庙,不知何代所锡封号” [26]。不过无论是“护堤侯”还是“英济侯”,至晚在明嘉靖年间以前已在钱塘江南岸地区流行,但很可能不会早于明代。因为到了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封护漕河神张六五为灵应英济侯”, [27]也就是说,崇祯元年的加封,是在“英济侯”前加封了“灵应”二字。按照加封的规律,明代不会直接在前代的封号上加字,从这点判断,张老相公拥有“英济侯”的称呼是明代的事。“英济侯”封号的兴起,充分显示了绍兴府境域内的张老相公信仰已经十分兴盛,乃至影响到宋代信仰就已盛行的杭州等地,使得这些地区的信仰带上了绍兴府的元素,以后这些地区祭祀张夏的祠庙,称为英济侯的祠庙比比皆是。到了清代,杭嘉湖一带张老相公庙的人物原型张夏(=张六五)都被说成是萧山人,如光绪《嘉兴府志》载:“公讳夏,萧山人,雍正三年(1725)封静安公。” [28]民间社会完全忽视了张夏其人的真实事迹。

    如前所述,崇祯年间对张老相公的加封,是在“英济侯”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影射出,官方已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张夏是萧山人的这一民间说法。明代中期后张老相公庙在绍兴府已被列入当地的祀典,官府纷纷参与张老相公庙的修建与祭祀,如前述萧山“护提堤侯行宫”、绍兴三江闸上的“英济侯王庙”。在绍兴府张老相公信仰繁盛的同时,杭州昭贶庙的地位日渐低下,取而代之的则是萧山的“长山庙”(护堤侯庙、英济侯庙、张神殿、张神庙)。由于传说那里是张夏的埋尸处,因而明代中期以来,长山庙渐渐成为张夏祠庙的祖庙、总庙所在,萧山去虎山还出现了“英济侯墓”。同时还出现了邬里张氏祖先是吴越国刑部尚书张亮、北宋两浙路转运使张夏的附会传说。通过张氏族谱的修撰,张夏是萧山人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入清后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朝廷在浙江钱塘江北岸大规模修建石塘,防护钱塘江潮水对陆上生命、财产、土地的侵食。在大力推行海塘建设的同时,朝廷还对江神、河神、潮神等神灵进行了加封活动,专门在海宁建立海神庙进行祭祀。《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载:

雍正三年又蒙皇上钦定,江潮诸神加封:吴伍员为英卫公,唐钱镠为诚应武肃王,宋张夏为静安公,明汤绍恩为宁江伯,地方官已设位奉祀庙中。 [29]

在此,明末被加封为“灵应英济侯”的张老相公,雍正三年正式获得了清廷的封号“静安公”。静安公的封号,是授予给杭州昭贶庙的张夏神,如雍正《浙江通志》的“昭贶庙”条下载:“国朝雍正三年勅封静安公,春秋致祭。” [30]此后杭州昭贶庙也被称为“勅封静安公庙” [31],仿佛杭州昭贶庙的地位再次盖过萧山的长山庙,但实际上,朝廷祭祀静安公的行礼之地却是在萧山,如《皇朝通典》说:“宋张夏为静安公,庙祀萧山县。” [32]《皇朝文献通考》也说:“(雍正三年)是年加封浙江江海保障之神。……封张夏为静安公,庙祀萧山。” [33]可见,在官方制度上,萧山已经完全被认为是张夏的故乡,明代中期以来兴盛的张老相公信仰,改朝换代后仍然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与鼓励。明中期以后,位于绍兴府萧山县的长山庙,其地位及影响力远远超过始建于庆历二年(1042)的宋代官祭庙昭贶庙。

尽管宋代杭州的张夏神,连续不断获得过朝廷的各种显赫封号,至南宋中期时已经被赐予“灵济显佑威烈安顺”王,达到了民间神灵的最高级别。但明清时期绍兴府乃至杭州府,民间社会完全忽视了这些封号,代之而起的却是“英济侯”、“护堤侯”等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封号。虽然张夏是历史人物,河南雍邱人,著名官僚,见之于诸多史书。但明清以来民间社会却说张夏是萧山人,并编撰出其父是吴越国尚书张亮的说法。这些传说、封号的兴起,代表着绍兴府张老相公信仰的成熟,真实人物的张夏信仰演变成了“子虚乌有”张老相公信仰。通过这样的改造,张老相公信仰在民间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最终成为官方的信仰。

 

    宋代钱塘江河道走南大门,钱塘江潮水正面冲击杭州城,造成两宋时期杭州城的危急状态。两浙路转运使张夏在治理潮患时,把原来的“木岸”(薪、石、土杂治)改建成石堤,并设立专门兵士负责维修江堤,这样的经验为后人所继承,杭州官民在江堤上为张夏建立了生祠。在张夏去世不久,该生祠演变成神祠,出现了灵异传说。随着钱塘江主河道向北漂移,南宋末年至明代中期,杭州的潮灾有减弱的趋势,特别是宋元鼎革后,杭州沦落为地方都市,张夏信仰在杭州呈现出衰弱的趋势。这样的情况直到成化年间杭州、绍兴等地再次发生巨大潮灾,工部侍郎李颙被派到杭州来祭祀潮神并修建海塘为止。李颙重建张夏祠后,张夏信仰出现了复兴的趋势。但与此同时,张夏信仰的中心地却悄然转移到了杭州对面,即钱塘江南岸的绍兴府。张夏神的生平事迹却出现了土著化的趋势,原本河南雍邱人氏的张夏,在明代中期以后逐渐讹传为萧山人氏,这样就获得了当地人的喜爱。同时,“护堤侯”、“英济侯”这些来历不明的封号了代替了宋代的张夏神诸项封号,并最终影响到朝廷的决策。到了明末、清代,朝廷也正式认可了来自民间的说法,如把祭祀张夏的地方固定在萧山县长山。整个明清时期,张夏信仰在杭州湾沿岸地区的扩展,都被深深地打下了绍兴府张老相公信仰的烙印,张夏神也被绍兴府籍人当成了家乡守护神,随着绍兴府籍人的四处迁移,张老相公信仰也播迁到了全国各地。

 

 


[1] 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二《祠祀二、仕贤、昭贶庙》。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五。

[3]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卷一《张司封庙》。

[4] 《史记》卷六十六。

[5]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第五。

[6] 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原载杭州《东南日报》194836日,《云涛》副刊第26期。后收入《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

[7] (宋)丁宝臣:《石隄记》,收在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一。

[8] 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十七。

[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四

[10] 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一《捍海塘》及(清)翟均廉:《海塘录》卷二。

[11] (宋)丁宝臣:《石隄记》。

[12] (清)阮元《两浙金石志》(道光四年李橒刻本)卷十八:《元昭贶神庙碑、昭贶神庙记》。

[13] 嘉靖《浙江通志》卷十九《祠祀志》。

[14] 《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九十五 “成化七年九月己未”条。

[15] 《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九“天顺七年十一月乙亥”条及《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三十三“成化二年八月庚戌”条。

[16] 嘉靖《浙江通志》卷二十《祠祀志》。

[17] 嘉靖《萧山县志》卷二《建置、典祀》。

[18] ()汪师韩:《韩门缀学》续编《张六五侯[海塘]

[19] 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九《祠祀志》。

[20] (清)毛奇龄:《西河集》卷五十八《词、张十一郎官》。

[21](清)毛奇龄《西河集》卷五十二《序、邬里张氏族谱序》。

[22] 嘉靖《山阴县志》卷十二《英济侯王庙》。

[23] (明)田艺蘅:《香宇集》(明嘉靖刻本)续集卷十三丁巳稿文:《张侯祠回澜桥铭有叙》。

[24] 康熙《萧山县志》卷十四《祠祀志、陵墓》:“(宋)英济侯墓:在去虎山之阳,旧志作护堤侯。”

[25] 《海塘录》卷十二《英济庙》。

[26] 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九《祠祀志》。

[27]《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九《淫祠杂祠》。

[28] 光绪《嘉兴府志》卷十一《坛庙、张相公庙》。

[29]《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一百七十四之十一。

[30] 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十七《祠祀一、杭州府、昭贶庙》。

[31]《海塘录》卷十一《公安部,敕封静安公庙》。

[32]《皇朝通典》卷五十《礼、吉十》。

[33]《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六《群祀考下、直省专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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