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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漫谈———兼论地方历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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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敬明

      今天我想谈的一个题目是《口述史漫谈》。为什么选择口述史这一个题目?因为最近这几年在历史研究,尤其地方史志的编写和编纂过程中,开始逐步重视口述史料。实际上过去我们有意识、无意识地做了一些口述史的开展工作。口述史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具体怎么样来做好?怎样发挥口述史资料的作用?怎样让口述史料在地方历史的研究中发挥作用?这个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这个题目是叫《口述史漫谈》。同时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地方历史的研究。我用了“建构”两个字,因为地方历史的研究有它特殊的一面。

口述史是什么?很多人讲到口述史,觉得口述史很简单,口述史就是访谈,口述史就是做回忆。很多人对口述史本身并不重视,认为口述史、口述资料体现不出它的价值水平。所以在专业的研究机构里面对口述史实际上并不重视。尽管口述史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但是我们还是时常可以感受到对于口述史的不屑,甚至鄙夷、比较不注重做口述史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但这个情况最近正在有大的变化,我就从崔永元说起。

一、从崔永元说起:从《电影传奇》到《我的抗战》

崔永元是有思想深度的一个主持人。他在主持人之外,最近几年选择了一项工作,实际上这项工作和他本身职业并没有太大关联,但是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动员了很多资源来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评价很高。比如说他之前做过《电影传奇》,后来又做了《我的抗战》。他和他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

述历史博物馆”。他觉得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尤其是他做的《我的抗战》反响非常大。这个反响不仅在大陆,甚至在港台、在海外都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我的抗战》对我们重新来认识历史,重新认识抗战的历史,意义非常大。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读到的抗战的历史和抗战的历史真实还有很大的区别。

我非常同意陈道明日前在“两会”上面的一个发言。他就讲到把抗战历史娱乐化,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现在出版的抗战史充满着娱乐化的色彩,他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我实际上在教学过程中,对讲到抗战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不能以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去解读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抗战是全民族抗战、抗战是英勇的抗战、抗战是伟大的抗战、抗战是惨烈的抗战。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英勇奋起!所以抗战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地雷战、地道战,而是象《我的抗战》里面崔永元所反映出来的。

杭州师范大学有个教授叫阎宝林,他是一个音乐教授,他提了一份《关于建设杭州口述历史音像资料库的建议》。这个建议提出来以后,媒体、社会反应热烈,大家都觉得建立杭州的口述历史音像资料非常重要。怎样留住活的历史,实际上,在民间,在社会上,包括在一些非专业的领域,都有很多人在做这项工作,而且一直非常重视。从实践上来看,对口述资料的重视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

二、口述史料、口述历史、口述史学

口述史近些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口述史分三个概念,第一个叫口述史料,第二个叫口述历史,第三个叫口述史学。口述史料属于新史料,源自人的记忆,是由研究者访问曾经亲身经历历史现场的见证人,用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这样一些方式所形成的一种资料。口述历史是一种记录历史的方法,或者说是历史叙述、历史表达的一种形式。近代以来,新的一些记录工具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录历史的方法。口述史学,是指一个学科领域,就是研究口述史的一门学问,这叫口述史学。

(一)口述史料

我国大陆学术界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已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收集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的资料。我们过去看到的很多口述资料,是从文史资料当中来的。在20 世纪的50 60 年代,全国各地曾经对近代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调查,形成了资料集。比如对太平天国起义、对义料,实际上使用的就是口述历史的方法。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这种

工作上升到学术层面。

20 世纪的60 年代,曾经兴起过一个活动叫编写“新四史”。所谓的“新四史”就是新的家史、新的厂史、新的社史、新的村史。“新四史”的编写活动广泛搜集了来自基层的口述资料。影响比较广泛的革命回忆录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这些丛书,数量很大,字数近千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口述资料。还有1959 年周总理号召60 岁以上的政协委

员,要记下自己的经历、见闻、掌故。所以后来各地政协就设立文史资料馆,来搜集各方面的资料,整理出版各种各样的文史资料选辑,数量非常大。全国来讲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各自的文史委做了很多工作,形成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现在在一些历史研究中已经发挥作用了。当然这些资料在使用过程中要进行处理,甄别。

(二)口述历史

大陆口述史产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却并不完全受西方的影响。在20 世纪5060 年代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那时候还是自发的,还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80 年代初期,口述史可以说是以“历史纪实”或者“纪实文学”的形式为人们所知,其中以叶永烈最广为人知。从80 年代开始,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做现当代史研究,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属于口述,属于访谈这一方面。当然也有人对叶永烈先生的一些成果打问号,认为很多重要史实需要进行甄别。我个人认为,任何一种资料只能说是一种资料,任何一种说法只能是一种说法,没有绝对的。80年代,我们读到了唐德刚做的非常好的口述作品。唐先生的书打开了内地学者的眼界,可以说是启发了中国口述史学的自觉。这让人们知道,现代

口述史学不是一种辅助性的秘书工作,而是以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历史研究。

唐先生把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分成三种,第一种叫鼓手、第二种叫枪手、第三种叫杀手,这三种称呼很形象。在他看来,充当访谈对象的“吹鼓手”和有闻必录的“枪手”都是不高明的。所谓“杀手”,就是要通过和采访对象的心理较量,来追寻历史的真相。这个厉害,如果按照三种称呼分类,他自然属于“杀手”。口述是一个很有艺术的东西,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往往喜欢自我美化,自我粉饰,自吹自擂。史学工作者往往要靠事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大量阅读相关史料,才能通过口述对话接近历史真相。

唐德刚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包括《黄郛夫人回忆录》等等。这些书里面,特别是《胡适口述自和团运动、对辛亥革命,包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收集口碑资传》这一部书影响非常深远。这本书真实地介绍了胡适这位近现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家世、求学、治学,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学术历程。这本书在在台湾出版,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研究和了解胡适具有实用价值的名人自传。

(三)口述史学

台湾的口述史学后来发展得非常好,包括我接触到的一些学者,在这个领域中很有建树。比如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所长陈三井。

台湾的口述史学发展是跟胡适有关系的。1958 年,胡适回到台北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第二年他就和郭廷以教授主持制订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大家知道1949 年以后,在台湾聚集了一大批中国近代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人物,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胡适、郭廷以做口述历史的意识非常强,他们的目的就是广泛收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国民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以备将来之研究。

近代以来历史的研究、历史的记录有一个所谓的眼睛向下。这个眼睛向下,就是从精英史学向大众史学转化,叫国民历史。中国最早鼓吹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在19 世纪末,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之后,他就鼓吹新史学,写文章呼吁要变皇帝教科书为国民资治通鉴。他讲《史记》以下,中国历史变成了皇帝教科书。中国历史的书写是以皇帝为中心,以皇族为中心,是精英的历史,国民、大众被排除出历史。所以他要改皇帝教科书为国民资治通鉴,以国民为中心来记录历史。

台湾从1984 1 26 日开始,在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吕实强的推动下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开始新的访问工作。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刊物,就是《口述历史》。在发刊词里面他们讲到,30 年间接受访谈人超过160 位。到了90 年代初__________,大陆学术界开始实质性推动口述史研究,口述历史的研究引起了重视,参加的人也有很多,比如说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民俗学的,主要是以史学研究者为中心,一些高校包括专业部门也成立了口述历史的专门研究机构,

1948 年,由新闻工作者转行的历史学者芮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他推动的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历史访问,上自老板,下至普通员工,访问记录达到26000 多页,成为研究该公司最为丰富、生动的资料。1957 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又成立了中国口述历史的学部,并从次年开始有计划地对留居美国的中国军政要人进行访谈,包括李宗仁、胡适、蒋廷黻、李汉魂、李璜、左舜生、顾维钧、孔祥熙、陈光甫、陈立夫、张发奎、吴国桢等等。

三、口述史学的发展

从口述史学发展历史上来讲,可以追溯到很远,起源于远古时期的民间传说和口头传说。当然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讲,到20 世纪的40 年代,口述历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创建于1948 年,国际史学界对此不存在异议。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 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

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重要人们的回忆。”到了80 年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口述历史还在往前推进,而且有很多很有价值的成果。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口述史学已堂而皇之地步入大学的殿堂,学者们可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轻而易举地查找到有关的口述史料。

四、口述史的方法与实践

口述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它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录下双方合作谈话,这个过程所形成的资料,就是口述资料。跟传统的史学不一样,口述史的重点是在一个字,叫“做”。怎么去做口述?怎么做口述史?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访谈人跟受访人是互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访问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向前进,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口述史料在利用上面要根据口述的质量来体现他的价值。

陈三井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做了一些访谈,然后就讲自己做访谈的时候积累的一些经验。他说:最麻烦的是事后整理访问稿的工作。这并不是受访人一边讲,访问人一边听写记录就行了。通常讲话是凌乱的,没有系统的,往往前后不连贯,甚至互有出入。访问人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加以重组、归纳和编排。而且中间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遇到人名、地名、年代、事物等方面的疑问,还要去查资料,最后对文字还要做整理和修饰。

我个人觉得,从口述史的角度来讲,对口述历史工作者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第一点,要有基本的史学素养;第二个是扎实的历史知识;第三,要精心设计访谈的地点和出场的方式;第四,要获得信任;第五,要让访谈对象按照你的访谈需求去说话;第六,是要给访谈对象留下美好的印象。另外,口述是要有一些技巧和方法的。在口述史料的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道德与法律。

做口述史有几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资料准备,应该尽可能地掌握受访人的生活背景资料、专业特长、兴趣爱好。第二就是访谈的方式,访谈有一对一的访谈,也有集体式的访问。对个人进行访谈,必须要让受访人有畅谈的空间,尽量不要有第三者的干扰。第三就是设计提纲,在口述者状态非常轻松的情况下进行,整个过程相当松散,但提问者一定要随时做到心中有数,就是要事先设计好提问提纲。

五、口述史与地方历史建构

我们对口述资料、口述历史还是存有疑惑、误解和偏见,这也是现在口述史发展的一个困境。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来源于人们记忆的口述史是否可靠?第二个,口述史是不是需要其他的文献来支撑?第三个,口述史是不是以揭秘为主题?

不管怎么样,从传统角度来讲,中国史志编纂和研究,毫无疑问,我们看到是重视口述史料的。比如说司马迁的《史记》;宋代罗愿认为方志编修要“访故老,求遗事”;明代张居正认为修志应该“搜罗载籍,博访耆旧”;清代的焦循则强调“访于时人,而不必求之故纸”;近代的学者黎锦熙他明确将“方桌访问”作为搜集地方志资料的重要方法。方志大家章学诚在编修《永清县志》的时候也有一段话,就是要求我们在做地方历史的研究、在地方志的编纂过程中,应该重视口述资料。

我觉得口述史料的价值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可以作传统史料的补充。档案、文献资料的好处是“有案可查”,它的不足也很明显,因为这些资料无不经过了“筛选”和“过滤”。所以对档案,同样我们的态度也要实事求是,我们讲档案是第一手材料,但是对档案也要甄别,不能唯档案是从,必要时还需要当事人的“过程性资料”。因为当事人可以把细节讲得很清楚。

第二就是可以丰富志书的内容。撰写地方历史我们也纳入了地方形成的一些口述资料在里面,所以口述史和地方历史建构它是有关联的。前年开始启动《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在编纂过程中,有部分的卷就遇到这个问题,很多资料是缺失的。这些资料的缺失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补救的,从其他渠道获取资料,再结合口述资料。

第三个就是可以体现时代的特色。因为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历史的记录和书写,是有不同的方式的。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历史的记录和书写,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载体。从文字,到图片,到影像;从平面,到立体,到三维,到多维。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是信息表达、传递与接受、处理的变革。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历史的记录,对历史的表达应该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

毫无疑问,在中国学术史上,民间文史爱好者、民间文史工作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着特殊的价值。在地方史志的编修、编写、编纂过程中,在地方文献集成过程中,在家世谱牒的修订过程中,民间文史爱好者是不能缺位的。这些人在书写整个中国的历史、中国地方的历史。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史学的土壤才显得如此独特,如此丰厚,如此富有生命力!

(本文系根据梁敬明教授在史志学堂上讲课内容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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